第三个是善于在传中的时候踢在对方腿上。在中国队经过了边路进攻和小范围配合以后，终于有一个幸运儿能捞着球带到了对方接近底线的部位，而且居然能把球控制住了没出底线，这个时候对方就扑了上来，我方就善于博得角球，一般是倒地一大脚传球，连摄像机镜头都挪到球门那了，就是看不见球，大家纳闷半天原来打对方脚上了，于是中国人心里就很痛快，没事，还有角球呢。当然如果有传中技术比较好的球员，一般就不会往对方脚上踢了，往往是踢在人家大腿或者更高的地方，意思是我这个球传出来就是个好球。最后我还是如愿以偿离开上海，却去了一个低等学府。其实只要不超过一个人的控制范围什么速度都没有关系。这还不是最尴尬的，最尴尬的是此人吃完饭踢一场球回来，看见老夏，依旧说：老夏，发车啊?年少的时候常常想能开一辆敞篷车又带着自己喜欢的人在满是落叶的山路上慢慢，可是现在我发现这是很难的。因为首先开着敞篷车的时候旁边没有自己喜欢的姑娘，而有自己喜欢的姑娘在边上的时候又没开敞篷车，有敞篷的车和自己喜欢的姑娘的时候偏偏又只能被堵车在城里。然后随着时间过去，这样的冲动也越来越少，不像上学的时候，觉得可以为一个姑娘付出一切——对了，甚至还有生命。我说：没事，你说个地方，我后天回去，到上海找你。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我浪费十年时间在听所谓的蜡烛教导我们不能早恋等等问题，然而事实是包括我在内所有的人都在到处寻找自己心底的那个姑娘，而我们所疑惑的是，当我喜欢另一个人的时候，居然能有一根既不是我爹妈也不是我女朋友爹妈的莫名其妙的蜡烛出来说：不行。我最近过一种特别的生活，到每天基本上只思考一个有价值的问题，这个问题便是今天的晚饭到什么地方去吃比较好一点。基本上我不会吃出朝阳区。因为一些原因，我只能打车去吃饭，所以极有可能来回车钱比饭钱多。但是这是一顿极其重要的饭，因为我突然发现最近我一天只吃一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