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后来这个剧依然继续下去，大家拍电视像拍皮球似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完成了二十集，然后大家放大假，各自分到十万块钱回上海。而老夏没有目睹这样的惨状，认为大不了就是被车撞死，而自己正在年轻的时候，所谓烈火青春，就是这样的。后来我们没有资金支撑下去，而且我已经失去了对改车的兴趣，觉得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大部分车到这里都是来贴个膜装个喇叭之类，而我所感兴趣的，现在都已经满是灰尘。然后就去了其他一些地方，可惜都没办法呆很长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其实是一个不适宜在外面长期旅行的人，因为我特别喜欢安定下来，并且不喜欢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不喜欢走太长时间的路，不喜欢走着走着不认识路了。所以我很崇拜那些能到处浪迹的人，我也崇拜那些不断旅游并且不断忧国忧民挖掘历史的人，我想作为一个男的，对于大部分的地方都应该是看过就算并且马上忘记的，除了有疑惑的东西比如说为什么这家的屋顶造型和别家不一样或者那家的狗何以能长得像只流氓兔子之类，而并不会看见一个牌坊感触大得能写出两三万个字。然后和几个朋友从吃饭的地方去往中央电视塔，途中要穿过半个三环。中央电视塔里面有一个卡丁车场，常年出入一些玩吉普车的家伙，开着到处漏风的北京吉普，并视排气管能喷出几个火星为人生最高目标和最大乐趣。当年春天即将夏天，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没有春天，属于典型的脱了棉袄穿短袖的气候，我们寝室从南方过来的几个人都对此表示怀疑，并且艺术地认为春天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结果老夏的一句话就让他们回到现实，并且对此深信不疑。老夏说：你们丫仨傻×难道没发现这里的猫都不叫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