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只要不超过一个人的控制范围什么速度都没有关系。当年夏天，我回到北京。我所寻找的从没有出现过。-天亮以前，我沿着河岸送她回家。而心中仍然怀念刚刚逝去的午夜，于是走进城市之中，找到了中学时代的那条街道，买了半打啤酒，走进游戏机中心，继续我未完的旅程。在香烟和啤酒的迷幻之中，我关掉电话，尽情地挥洒生命。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直到家人找到我的FTO。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自从认识那个姑娘以后我再也没看谈话节目。其实从她做的节目里面就可以看出此人不可深交，因为所谓的谈话节目就是先找一个谁都弄不明白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话题，最好还能让谈话双方产生巨大观点差异，恨不能当着电视镜头踹人家一脚。然后一定要有几个看上去口才出众的家伙，让整个节目提高档次，而这些家伙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后甚是洋洋得意以为世界从此改变。最为主要的是无论什么节目一定要请几个此方面的专家学者，说几句废话来延长录制的时间，要不然你以为每个对话节目事先录的长达三个多钟头的现场版是怎么折腾出来的。最后在剪辑的时候删掉幽默的，删掉涉及政治的，删掉专家的废话，删掉主持人念错的，最终成为一个三刻钟的所谓谈话节目。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抛弃这些人，可能是我不能容忍这些人的一些缺点，正如同他们不能容忍我的车一样。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