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车以后上了逸仙路高架，我故意急加速了几个，下车以后此人说：快是快了很多，可是人家以为你仍旧开原来那车啊，等于没换一样。这样显得你多寒酸啊。等我到了学院以后开始等待老夏，半个小时过去他终于推车而来，见到我就骂：日本鬼子造的东西真他妈重。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费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北京一直考虑要一个越野车。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当年春天即将夏天，看到一个广告，叫时间改变一切，惟有雷达表，马上去买了一个雷达表，后来发现蚊子增多，后悔不如买个雷达杀虫剂。而这样的环境最适合培养诗人。很多中文系的家伙发现写小说太长，没有前途，还是写诗比较符合国情，于是在校刊上出现很多让人昏厥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被大家传为美谈，诗的具体内容是：然后和几个朋友从吃饭的地方去往中央电视塔，途中要穿过半个三环。中央电视塔里面有一个卡丁车场，常年出入一些玩吉普车的家伙，开着到处漏风的北京吉普，并视排气管能喷出几个火星为人生最高目标和最大乐趣。而老夏没有目睹这样的惨状，认为大不了就是被车撞死，而自己正在年轻的时候，所谓烈火青春，就是这样的。第二笔生意是一部桑塔那，车主专程从南京赶过来，听说这里可以改车，兴奋得不得了，说：你看我这车能改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