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我喜欢去游戏中心玩赛车游戏。因为那可以不用面对后果，撞车既不会被送进医院，也不需要金钱赔偿。后来长大了，自己驾车外出，才明白了安全的重要。于是，连玩游戏机都很小心，尽量避免碰到别的车，这样即使最刺激的赛车游戏也变得乏味直到和她坐上FTO的那夜。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后来这个剧依然继续下去，大家拍电视像拍皮球似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完成了二十集，然后大家放大假，各自分到十万块钱回上海。如果在内地，这个问题的回答会超过一千字，那些连自己的车的驱动方式都不知道的记者编辑肯定会分车的驱动方式和油门深浅的控制和车身重量转移等等回答到自己都忘记了问题是什么。老夏激动得以为这是一个赛车俱乐部，未来马上变得美好起来。我曾经说过中国教育之所以差是因为教师的水平差。老夏一再请求我坐上他的车去，此时尽管我对这样的生活有种种不满，但是还是没有厌世的念头，所以飞快跳上一部出租车逃走。第一是善于联防。这时候中国国家队马上变成一只联防队，但是对方一帮子人在一起四面八方冲呢，防谁呢?大家商量一阵后觉得中国人拧在一起才能有力量，不能分散了，就防你这个脚下有球的家伙。于是四个以上的防守球员一起向那个人冲过去。那哥儿们一看这么壮观就惊了，马上瞎捅一脚保命，但是一般随便一捅就是一个单刀球来，然后只听中国的解说员在那儿叫：妙传啊，就看江津了。于是好像场上其他十名球员都听到了这句话，都直勾勾看着江津我最后一次见老夏是在医院里。当时我买去一袋苹果，老夏说，终于有人来看我了。在探望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表示如果以后还能混出来一定给我很多好处，最后还说出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作家是不需要文凭的。我本以为他会说走私是不需要文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