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每隔两天的半夜我都要去一个理发店洗头，之前我决定洗遍附近每一家店，两个多月后我发现给我洗头的小姐都非常小心翼翼安于本分，后来终于知道原来因为我每次换一家洗头店，所以圈内盛传我是市公安局派来监督的。于是我改变战略，专门到一家店里洗头，而且专门只找同一个小姐，终于消除了影响。此外还有李宗盛和齐秦的东西。一次我在地铁站里看见一个卖艺的家伙在唱《外面的世界》，不由激动地给了他十块钱，此时我的口袋里还剩下两块钱，到后来我看见那家伙面前的钞票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超过了我一个月的所得，马上上去拿回十块钱，叫了部车回去。我说：搞不出来，我的驾照都还扣在里面呢。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非常希望拥有一部跑车，可以让我在学院门口那条道路上飞驰到一百五十，万一出事撞到我们的系主任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北京最颠簸的路当推二环。这条路象征着新中国的一路发展，就两个字——坎坷。二环给人的感觉就是巴黎到莫斯科越野赛的一个分站。但是北京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平的路，不过在那些平的路上常常会让人匪夷所思地冒出一个大坑，所以在北京看见法拉利，脑子里只能冒出三个字——颠死他。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五月。老夏和人飙车不幸撞倒路人，结果是大家各躺医院两个月，而老夏介绍的四部跑车之中已经有三部只剩下车架，其中一部是一个家伙带着自己的女朋友从桥上下来，以超过一百九十迈的速度撞上隔离带，比翼双飞，成为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