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半个小时以后我觉得这车如果论废铁的价钱卖也能够我一个月伙食费，于是万般后悔地想去捡回来，等我到了后发现车已经不见踪影。三天以后还真有个家伙骑着这车到处乱窜，我冒死拦下那车以后说：你把车给我。注①：截止本文发稿时，二环路已经重修完成，成为北京最平的一条环路。最后我还是如愿以偿离开上海，却去了一个低等学府。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故意将教师的地位拔高，终于拔到今天这个完全不正确的位置。并且称做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其实说穿了，教师只是一种职业，是养家口的一个途径，和出租车司机，清洁工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全天下的教师一个月就拿两百块钱，那倒是可以考虑叫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关键是，教师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循环性工作，只要教材不改，永远就是两三年一个轮回，说来说去一样的东西，连活跃气氛用的三流笑话都一样。这点你只要留级一次，恰好又碰到一样的老师就知道了。甚至连试卷都可以通用，只要前几届考过的小子嘴紧，数理化英历地的试卷是能用一辈子的，还有寒暑假，而且除了打钩以外没有什么体力活了，况且每节课都得站着完全不能成为工作辛苦的理由，就像出租车司机一定不觉得坐着是一种幸福一样。教师有愧于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的原因关键在于他们除了去食堂打饭外很少暴露于阳光下。站在这里，孤单地，像黑夜一缕微光，不在乎谁看到我发亮当年冬天即将春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外面的凉风似乎可以接受，于是蛰居了一个冬天的人群纷纷开始出动，内容不外乎是骑车出游然后半路上给冻回来继续回被窝睡觉。有女朋友的大多选择早上冒着寒风去爬山，然后可以乘机揩油。尤其是那些和女朋友谈过文学理想人生之类东西然后又没有肌肤之亲的家伙，一到早上居然可以丝毫不拖泥带水地起床，然后拖着姑娘去爬山，爬到一半后大家冷得恨不得从山上跳下去，此时那帮男的色相大露，假装温柔地问道：你冷不冷?当年冬天，我到香港大屿山看风景，远山大海让我无比激动，两天以后在大澳住下，天天懒散在迷宫般的街道里，一个月后到尖沙嘴看夜景，不料看到个夜警，我因为临时护照过期而被遣送回内地。那人一拍机盖说：好，哥们，那就帮我改个法拉利吧。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