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现在只看香港台湾的汽车杂志。但是发展之下也有问题，因为在香港经常可以看见诸如甩尾违法不违法这样的问题，甚至还在香港《人车志》上看见一个水平高到内地读者都无法问出的问题。后来大年三十的时候，我在上海，一个朋友打电话说在街上开得也不快，但是有一个小赛欧和Z3挑衅，结果司机自己失控撞了护栏。朋友当时语气颤抖，尤其是他说到那个赛欧从那么宽的四环路上的左边护栏弹到右边然后又弹回来又弹到右边总之感觉不像是个车而是个球的时候，激动得发誓以后在街上再也不超过一百二十。我们之所以能够听见对方说话是因为老夏把自己所有的钱都买了车，这意味着，他没钱买头盔了。那读者的问题是这样的：如何才能避免把车开到沟里去?北京最颠簸的路当推二环。这条路象征着新中国的一路发展，就两个字——坎坷。二环给人的感觉就是巴黎到莫斯科越野赛的一个分站。但是北京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平的路，不过在那些平的路上常常会让人匪夷所思地冒出一个大坑，所以在北京看见法拉利，脑子里只能冒出三个字——颠死他。第二天中午一凡打我电话说他在楼下，我马上下去，看见一部灰色的奥迪TT，马上上去恭喜他梦想成真。我坐在他的车上绕了北京城很久终于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大家吃了一个中饭，互相说了几句吹捧的话，并且互相表示真想活得像对方一样，然后在买单的时候大家争执半个钟头有余，一凡开车将我送到北京饭店贵宾楼，我们握手依依惜别，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这天晚上我就订了一张去北京的机票，首都机场打了个车就到北京饭店，到了前台我发现这是一个五星级的宾馆，然后我问服务员：麻烦你帮我查一下一个叫张一凡的人。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故意将教师的地位拔高，终于拔到今天这个完全不正确的位置。并且称做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其实说穿了，教师只是一种职业，是养家口的一个途径，和出租车司机，清洁工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全天下的教师一个月就拿两百块钱，那倒是可以考虑叫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关键是，教师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循环性工作，只要教材不改，永远就是两三年一个轮回，说来说去一样的东西，连活跃气氛用的三流笑话都一样。这点你只要留级一次，恰好又碰到一样的老师就知道了。甚至连试卷都可以通用，只要前几届考过的小子嘴紧，数理化英历地的试卷是能用一辈子的，还有寒暑假，而且除了打钩以外没有什么体力活了，况且每节课都得站着完全不能成为工作辛苦的理由，就像出租车司机一定不觉得坐着是一种幸福一样。教师有愧于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的原因关键在于他们除了去食堂打饭外很少暴露于阳光下。不过北京的路的确是天下的奇观，我在看台湾的杂志的时候经常看见台北人对台北的路的抱怨，其实这还是说明台湾人见识太少，来一次首都开一次车，回去保证觉得台北的路都平得像F1的赛道似的。但是台湾人看问题还是很客观的，因为所有抱怨的人都指出，虽然路有很多都是坏的，但是不排除还有部分是很好的。虽然那些好路大部分都集中在市政府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