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看见过一辆跑车，我围着这红色的车转很多圈，并且仔细观察。这个时候车主出现自豪中带着鄙夷地说：干什么哪?而这样的环境最适合培养诗人。很多中文系的家伙发现写小说太长，没有前途，还是写诗比较符合国情，于是在校刊上出现很多让人昏厥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被大家传为美谈，诗的具体内容是：几个月以后电视剧播出。起先是排在午夜时刻播出，后来居然挤进黄金时段，然后记者纷纷来找一凡，老枪和我马上接到了第二个剧本，一个影视公司飞速和一凡签约，一凡马上接到第二个戏，人家怕一凡变心先付了十万块定金。我和老枪也不愿意和一凡上街，因为让人家看见了以为是一凡的两个保镖。我们的剧本有一个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我和老枪拿百分之八的版税，然后书居然在一个月里卖了三十多万，我和老枪又分到了每个人十五万多，而在一凡签名售书的时候队伍一直绵延了几百米。可能这样的女孩子几天以后便会跟其他人跑路，但是这如同车祸一般，不想发生却难以避免。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那人说：先生，不行的，这是展车，只能外面看，而且我们也没有钥匙。当年春天中旬，天气开始暖和。大家这才开始新的生活，冬天的寒冷让大家心有余悸，一些人甚至可以看着《南方日报》上南方两字直咽口水，很多人复苏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打听自己去年的仇人有没有冻死。还有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姑娘已经跟比自己醒得早的人跑了，更多人则是有事没事往食堂跑，看看今天的馒头是否大过往日。大家都觉得秩序一片混乱。站在这里，孤单地，像黑夜一缕微光，不在乎谁看到我发亮说完觉得自己很矛盾，文学这样的东西太复杂，不畅销了人家说你写的东西没有人看，太畅销了人家说看的人多的不是好东西，中国不在少数的作家专家学者希望我写的东西再也没人看，因为他们写的东西没有人看，并且有不在少数的研究人员觉得《三重门》是本垃圾，理由是像这样用人物对话来凑字数的学生小说儿童文学没有文学价值，虽然我的书往往几十页不出现一句人物对话，要对话起来也不超过五句话。因为我觉得人有的时候说话很没有意思。当年春天即将夏天，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没有春天，属于典型的脱了棉袄穿短袖的气候，我们寝室从南方过来的几个人都对此表示怀疑，并且艺术地认为春天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结果老夏的一句话就让他们回到现实，并且对此深信不疑。老夏说：你们丫仨傻×难道没发现这里的猫都不叫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