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等我到了学院以后开始等待老夏，半个小时过去他终于推车而来，见到我就骂：日本鬼子造的东西真他妈重。我说：你他妈别跟我说什么车上又没刻你的名字这种未成年人说的话，你自己心里明白。在抗击**的时候，有的航空公司推出了教师和医护人员机票打六折的优惠措施，这让人十分疑惑。感觉好像是护士不够用年轻女老师全上前线了。但是，我实在看不到老师除了教大家勤洗手以外有什么和**扯上关系的。那我是清洁工坐飞机能不能打六折？我的旅途其实就是长期在一个地方的反反复复地重复一些事情，并且要简单，我慢慢不喜欢很多写东西的人都喜欢的突然间很多感触一起涌来，因为我发现不动脑子似乎更加能让人愉快。-我相信老夏买这车是后悔的，因为这车花了他所有的积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事故发生，一来因为全学院人目光都盯着这部车，倘若一次回来被人发现缺了一个反光镜什么的，必将遭受耻笑。而且一旦发生事故，车和人都没钱去修了。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的文学哲学类的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要大得多。然后我终于从一个圈里的人那儿打听到一凡换了个电话，马上照人说的打过去，果然是一凡接的，他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今年大家考虑要做一个车队，因为赛道上没有对头车，没有穿马路的人，而且凭借各自的能力赞助也很方便拉到。而且可以从此不在街上飞车。最后在我们的百般解说下他终于放弃了要把桑塔那改成法拉利模样的念头，因为我朋友说：行，没问题，就是先得削扁你的车头，然后割了你的车顶，割掉两个分米，然后放低避震一个分米，车身得砸了重新做，尾巴太长得割了，也就是三十四万吧，如果要改的话就在这纸上签个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