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还是如愿以偿离开上海，却去了一个低等学府。北京最颠簸的路当推二环。这条路象征着新中国的一路发展，就两个字——坎坷。二环给人的感觉就是巴黎到莫斯科越野赛的一个分站。但是北京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平的路，不过在那些平的路上常常会让人匪夷所思地冒出一个大坑，所以在北京看见法拉利，脑子里只能冒出三个字——颠死他。他们会说：我去新西兰主要是因为那里的空气好。当时老夏和我的面容是很可怕的，脸被冷风吹得十分粗糙，大家头发翘了至少有一分米，最关键的是我们两人还热泪盈眶。于是我充满激情从上海到北京，然后坐火车到野山，去体育场踢了一场球，然后找了个宾馆住下，每天去学院里寻找最后一天看见的穿黑色衣服的漂亮长发姑娘，后来我发现就算她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未必能够认出，她可能已经剪过头发，换过衣服，不像我看到的那般漂亮，所以只好扩大范围，去掉条件黑、长发、漂亮，觉得这样把握大些，不幸发现，去掉了这三个条件以后，我所寻找的仅仅是一个穿衣服的姑娘。当天阿超给了老夏一千块钱的见面礼，并且在晚上八点的时候，老夏准时到了阿超约的地方，那时候那里已经停了十来部跑车，老夏开车过去的时候，一帮人忙围住了老夏的车，仔细端详以后骂道：屁，什么都没改就想赢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