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这段时间每隔两天的半夜我都要去一个理发店洗头，之前我决定洗遍附近每一家店，两个多月后我发现给我洗头的小姐都非常小心翼翼安于本分，后来终于知道原来因为我每次换一家洗头店，所以圈内盛传我是市公安局派来监督的。于是我改变战略，专门到一家店里洗头，而且专门只找同一个小姐，终于消除了影响。在此半年那些老家伙所说的东西里我只听进去一个知识，并且以后受用无穷，逢人就说，以显示自己研究问题独到的一面，那就是：鲁迅哪里穷啊，他一个月稿费相当当时一个工人几年的工资呐。尤其是从国外回来的中国学生，听他们说话时，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连杀了同胞的心都有。所以只能说：你不是有钱吗?有钱干嘛不去英国?也不是一样去新西兰这样的穷国家?当天阿超给了老夏一千块钱的见面礼，并且在晚上八点的时候，老夏准时到了阿超约的地方，那时候那里已经停了十来部跑车，老夏开车过去的时候，一帮人忙围住了老夏的车，仔细端详以后骂道：屁，什么都没改就想赢钱。他说：这有几辆两冲程的TZM，雅马哈的，一百五十CC，比这车还小点。等他走后我也上前去大骂：你他妈会不会开车啊，刹什么车啊。不幸的是，这个时候过来一个比这车还胖的中年男人，见到它像见到兄弟，自言自语道：这车真胖，像个馒头似的。然后叫来营销人员，问：这车什么价钱?然后我去买去上海的火车票，被告之只能买到三天后的。然后我做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举动就是坐上汽车到了天津，去塘沽绕了一圈以后去买到上海的票子，被告之要等五天，然后我坐上一部去济南的长途客车，早上到了济南，然后买了一张站台票，爬上去上海的火车，在火车上补了票，睡在地上，一身臭汗到了南京，觉得一定要下车活动一下，顺便上了个厕所，等我出来的时候，看见我的车已经在缓缓滑动，顿时觉得眼前的上海飞了。于是我迅速到南京汽车站买了一张去上海的票子，在高速公路上睡了六个钟头终于到达五角场那里一个汽车站，我下车马上进同济大学吃了个饭，叫了部车到地铁，来来回回一共坐了五回，最后坐到上海南站，买了一张去杭州的火车票，找了一个便宜的宾馆睡下，每天晚上去武林路洗头，一天爬北高峰三次，傍晚到浙大踢球，晚上在宾馆里看电视到睡觉。这样的生活延续到我没有钱为止。当年春天中旬，天气开始暖和。大家这才开始新的生活，冬天的寒冷让大家心有余悸，一些人甚至可以看着《南方日报》上南方两字直咽口水，很多人复苏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打听自己去年的仇人有没有冻死。还有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姑娘已经跟比自己醒得早的人跑了，更多人则是有事没事往食堂跑，看看今天的馒头是否大过往日。大家都觉得秩序一片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