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①：截止本文发稿时，二环路已经重修完成，成为北京最平的一条环路。几个月以后电视剧播出。起先是排在午夜时刻播出，后来居然挤进黄金时段，然后记者纷纷来找一凡，老枪和我马上接到了第二个剧本，一个影视公司飞速和一凡签约，一凡马上接到第二个戏，人家怕一凡变心先付了十万块定金。我和老枪也不愿意和一凡上街，因为让人家看见了以为是一凡的两个保镖。我们的剧本有一个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我和老枪拿百分之八的版税，然后书居然在一个月里卖了三十多万，我和老枪又分到了每个人十五万多，而在一凡签名售书的时候队伍一直绵延了几百米。我最后一次见老夏是在医院里。当时我买去一袋苹果，老夏说，终于有人来看我了。在探望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表示如果以后还能混出来一定给我很多好处，最后还说出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作家是不需要文凭的。我本以为他会说走私是不需要文凭的。年少时，我喜欢去游戏中心玩赛车游戏。因为那可以不用面对后果，撞车既不会被送进医院，也不需要金钱赔偿。后来长大了，自己驾车外出，才明白了安全的重要。于是，连玩游戏机都很小心，尽量避免碰到别的车，这样即使最刺激的赛车游戏也变得乏味直到和她坐上FTO的那夜。所以我就觉得这不像是一个有文化的城市修的路。我的朋友们都说，在新西兰你说你是中国人人家会对你的态度不好。不幸的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也不见得好到什么地方去。而我怀疑在那里中国人看不起的也是中国人，因为新西兰中国人太多了，没什么本事的，家里有点钱但又没有很多钱的，想先出国混张文凭的，想找个外国人嫁了的，大部分都送到新西兰去了。所以那里的中国人素质不见得高。从他们开的车的款式就可以看出来。在此半年那些老家伙所说的东西里我只听进去一个知识，并且以后受用无穷，逢人就说，以显示自己研究问题独到的一面，那就是：鲁迅哪里穷啊，他一个月稿费相当当时一个工人几年的工资呐。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而老夏迅速奠定了他在急速车队里的主力位置，因为老夏在那天带我回学院的时候，不小心油门又没控制好，起步前轮又翘了半米高，自己吓得半死，然而结果是，众流氓觉得此人在带人的时候都能表演翘头，技术果然了得。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