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见老夏是在医院里。当时我买去一袋苹果，老夏说，终于有人来看我了。在探望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表示如果以后还能混出来一定给我很多好处，最后还说出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作家是不需要文凭的。我本以为他会说走私是不需要文凭的。年少的时候常常想能开一辆敞篷车又带着自己喜欢的人在满是落叶的山路上慢慢，可是现在我发现这是很难的。因为首先开着敞篷车的时候旁边没有自己喜欢的姑娘，而有自己喜欢的姑娘在边上的时候又没开敞篷车，有敞篷的车和自己喜欢的姑娘的时候偏偏又只能被堵车在城里。然后随着时间过去，这样的冲动也越来越少，不像上学的时候，觉得可以为一个姑娘付出一切——对了，甚至还有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北京一直考虑要一个越野车。假如对方说冷，此人必定反应巨大，激情四溢地紧紧将姑娘搂住，抓住机会揩油不止；而衣冠禽兽型则会脱下一件衣服，慢慢帮人披上，然后再做身体接触。车子不能发动的原因是没有了汽油。在加满油以后老夏找了个空旷的地方操练车技，从此开始他的飙车生涯。我喜欢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赛车这个东西快就是快，慢就是慢，不像所谓的文艺圈，说人的欣赏水平不一样，所以不分好坏。其实文学这个东西好坏一看就能知道，我认识的一些人遣词造句都还停留在未成年人阶段，愣说是一种风格也没有办法。那读者的问题是这样的：如何才能避免把车开到沟里去?我有一些朋友，出国学习都去新西兰，说在那里的中国学生都是开跑车的，虽然那些都是二手的有一些车龄的前轮驱动的马力不大的操控一般的跑车，说白了就是很多中国人在新西兰都是开两个门的车的，因为我实在不能昧着良心称这些车是跑车。而这些车也就是中国学生开着会觉得牛×轰轰而已。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第一是善于打边路。而且是太善于了，往往中间一个对方的人没有，我们也要往边上挤，恨不能十一个人全在边线上站成一队。而且中国队的边路打得太揪心了，球常常就是压在边线上滚，裁判和边裁看得眼珠子都要弹出来了，球就是不出界，终于在经过了漫长的拼脚和拉扯以后，把那个在边路纠缠我们的家伙过掉，前面一片宽广，然后那哥儿们闷头一带，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