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到了学院以后开始等待老夏，半个小时过去他终于推车而来，见到我就骂：日本鬼子造的东西真他妈重。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其实只要不超过一个人的控制范围什么速度都没有关系。在这样的秩序中只有老夏一人显得特立独行，主要是他的车显得特立独行，一个月以后校内出现三部跑车，还有两部SUZUKI的RGV，属于当时新款，单面双排，一样在学校里横冲直撞。然而这两部车子却是轨迹可循，无论它们到了什么地方都能找到，因为这两部车子化油器有问题，漏油严重。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然后我终于从一个圈里的人那儿打听到一凡换了个电话，马上照人说的打过去，果然是一凡接的，他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