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爬上去北京的慢车，带着很多行李，趴在一个靠窗的桌子上大睡，等我抬头的时候，车已经到了北京。最后在我们的百般解说下他终于放弃了要把桑塔那改成法拉利模样的念头，因为我朋友说：行，没问题，就是先得削扁你的车头，然后割了你的车顶，割掉两个分米，然后放低避震一个分米，车身得砸了重新做，尾巴太长得割了，也就是三十四万吧，如果要改的话就在这纸上签个字吧。然后阿超向大家介绍，这个是老夏，开车很猛，没戴头盔载个人居然能跑一百五，是新会员。刚才就涉及到一个什么行为规范什么之类扣分的问题，行为规范本来就是一个空的东西。人有时候是需要秩序，可是这样正常的事情遇上评分排名就不正常了，因为这就和教师的奖金与面子有直接的关系了，这就要回到上面的家长来一趟了。说完觉得自己很矛盾，文学这样的东西太复杂，不畅销了人家说你写的东西没有人看，太畅销了人家说看的人多的不是好东西，中国不在少数的作家专家学者希望我写的东西再也没人看，因为他们写的东西没有人看，并且有不在少数的研究人员觉得《三重门》是本垃圾，理由是像这样用人物对话来凑字数的学生小说儿童文学没有文学价值，虽然我的书往往几十页不出现一句人物对话，要对话起来也不超过五句话。因为我觉得人有的时候说话很没有意思。我有一次做什么节目的时候，别人请来了一堆学有成果的专家，他们知道我退学以后痛心疾首地告诉我：韩寒，你不能停止学习啊，这样会毁了你啊。过高的文凭其实已经毁了他们，而学历越高的人往往思维越僵。因为谁告诉他们我已经停止学习了？我只是不在学校学习而已。我在外面学习得挺好的，每天不知不觉就学习了解到很多东西。比如做那个节目的当天我就学习了解到，往往学历越高越笨得打结这个常识。当年春天中旬，天气开始暖和。大家这才开始新的生活，冬天的寒冷让大家心有余悸，一些人甚至可以看着《南方日报》上南方两字直咽口水，很多人复苏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打听自己去年的仇人有没有冻死。还有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姑娘已经跟比自己醒得早的人跑了，更多人则是有事没事往食堂跑，看看今天的馒头是否大过往日。大家都觉得秩序一片混乱。在野山最后两天的时候我买好到北京的火车票，晚上去超市买东西，回学院的时候发现一个穿黑衣服的长头发女孩子，长得非常之漂亮，然而我对此却没有任何行动，因为即使我今天将她弄到手，等我离开以后她还是会惨遭别人的毒手——也不能说是惨遭，因为可能此人还乐于此道。我觉得我可能在这里的接近一年时间里一直在等她的出现，她是个隐藏人物，需要经历一定的波折以后才会出现。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