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冬天，我到香港大屿山看风景，远山大海让我无比激动，两天以后在大澳住下，天天懒散在迷宫般的街道里，一个月后到尖沙嘴看夜景，不料看到个夜警，我因为临时护照过期而被遣送回内地。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而老夏迅速奠定了他在急速车队里的主力位置，因为老夏在那天带我回学院的时候，不小心油门又没控制好，起步前轮又翘了半米高，自己吓得半死，然而结果是，众流氓觉得此人在带人的时候都能表演翘头，技术果然了得。我说：你他妈别跟我说什么车上又没刻你的名字这种未成年人说的话，你自己心里明白。第二是中国队的后场控球能力好。中国队在江津把球扔出来以后，经过一阵眼花缭乱的传切配合和扯动过人，大家定神一看，球还在自家禁区附近呢，但在这过程中，几乎没有停球的失误，显得非常职业。这时，对方一个没事撑的前锋游弋过来，大家就慌了，不能往后传了，那只能往旁边了，于是大家一路往边上传，最后一哥儿们一看不行了，再往边上传就传到休息室里去了，只能往前了，于是就回到了第一个所说的善于打边路。路上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一样的艺术，人家可以卖艺，而我写作却想卖也卖不了，人家往路边一坐唱几首歌就是穷困的艺术家，而我往路边一坐就是乞丐。答案是：他所学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会的，而我所会的东西是每个人不用学都会的。当年春天，时常有沙尘暴来袭，一般是先天气阴沉，然后开始起风，此时总有一些小资群体仰天说：终于要下雨了。感叹完毕才发现一嘴巴沙子。我时常在这个时刻听见人说再也不要呆在这个地方了，而等到夏天南方大水漫天的时候又都表示还是这里好，因为沙尘暴死不了人。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知道这个情况以后老夏顿时心里没底了，本来他还常常吹嘘他的摩托车如何之快之类，看到EVO三个字母马上收油打算回家，此时突然前面的车一个刹车，老夏跟着他刹，然后车里伸出一只手示意大家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