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对这样的泡妞方式不屑一顾，觉得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东西，一切都要标新立异，不能在你做出一个举动以后让对方猜到你的下一个动作。最后我还是如愿以偿离开上海，却去了一个低等学府。此外还有李宗盛和齐秦的东西。一次我在地铁站里看见一个卖艺的家伙在唱《外面的世界》，不由激动地给了他十块钱，此时我的口袋里还剩下两块钱，到后来我看见那家伙面前的钞票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超过了我一个月的所得，马上上去拿回十块钱，叫了部车回去。一个月后这铺子倒闭，我从里面抽身而出，一个朋友继续将此铺子开成汽车美容店，而那些改装件能退的退，不能退的就廉价卖给车队。于是我的工人帮他上上下下洗干净了车，那家伙估计只看了招牌上前来改车，免费洗车的后半部分，一分钱没留下，一脚油门消失不见。到了上海以后我们终于体会到有钱的好处，租有空调的公寓，出入各种酒吧，看国际车展，并自豪地指着一部RX-7说：我能买它一个尾翼。与此同时我们对钱的欲望逐渐膨胀，一凡指着一部奥迪TT的跑车自言自语：这车真胖，像个马桶似的。我说：你看这车你也知道，不如我发动了跑吧。这天晚上我就订了一张去北京的机票，首都机场打了个车就到北京饭店，到了前台我发现这是一个五星级的宾馆，然后我问服务员：麻烦你帮我查一下一个叫张一凡的人。第二笔生意是一部桑塔那，车主专程从南京赶过来，听说这里可以改车，兴奋得不得了，说：你看我这车能改成什么样子。然后我终于从一个圈里的人那儿打听到一凡换了个电话，马上照人说的打过去，果然是一凡接的，他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