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能够听见对方说话是因为老夏把自己所有的钱都买了车，这意味着，他没钱买头盔了。当时我对这样的泡妞方式不屑一顾，觉得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东西，一切都要标新立异，不能在你做出一个举动以后让对方猜到你的下一个动作。当年冬天一月，我开车去吴淞口看长江，可能看得过于入神，所以用眼过度，开车回来的时候在逸仙路高架上睡着。躺医院一个礼拜，期间收到很多贺卡，全部送给护士。第二天中午一凡打我电话说他在楼下，我马上下去，看见一部灰色的奥迪TT，马上上去恭喜他梦想成真。我坐在他的车上绕了北京城很久终于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大家吃了一个中饭，互相说了几句吹捧的话，并且互相表示真想活得像对方一样，然后在买单的时候大家争执半个钟头有余，一凡开车将我送到北京饭店贵宾楼，我们握手依依惜别，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他说：这电话一般我会回电，难得打开的，今天正好开机。你最近忙什么呢?于是我充满激情从上海到北京，然后坐火车到野山，去体育场踢了一场球，然后找了个宾馆住下，每天去学院里寻找最后一天看见的穿黑色衣服的漂亮长发姑娘，后来我发现就算她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未必能够认出，她可能已经剪过头发，换过衣服，不像我看到的那般漂亮，所以只好扩大范围，去掉条件黑、长发、漂亮，觉得这样把握大些，不幸发现，去掉了这三个条件以后，我所寻找的仅仅是一个穿衣服的姑娘。当时我对这样的泡妞方式不屑一顾，觉得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东西，一切都要标新立异，不能在你做出一个举动以后让对方猜到你的下一个动作。我的朋友们都说，在新西兰你说你是中国人人家会对你的态度不好。不幸的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也不见得好到什么地方去。而我怀疑在那里中国人看不起的也是中国人，因为新西兰中国人太多了，没什么本事的，家里有点钱但又没有很多钱的，想先出国混张文凭的，想找个外国人嫁了的，大部分都送到新西兰去了。所以那里的中国人素质不见得高。从他们开的车的款式就可以看出来。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费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