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的文学哲学类的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要大得多。最后我还是如愿以偿离开上海，却去了一个低等学府。我深信这不是一个偶然，是多年煎熬的结果。一凡却相信这是一个偶然，因为他许多朋友多年煎熬而没有结果，老枪却乐于花天酒地，不思考此类问题。当年从学校里出来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动机就是要出去走走，真的出来了以后发现可以出去走走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好，只好在家里先看了一个月电视，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尴尬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我们被束缚在学校，认识的人也都是学生，我能约出来的人一般都在上课，而一个人又有点晚景凄凉的意思，所以不得不在周末进行活动。我说：这车是我朋友的，现在是我的，我扔的时候心情有些问题，现在都让你骑两天了，可以还我了。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如果在内地，这个问题的回答会超过一千字，那些连自己的车的驱动方式都不知道的记者编辑肯定会分车的驱动方式和油门深浅的控制和车身重量转移等等回答到自己都忘记了问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