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这时候老枪一拍桌子说：原来是个灯泡广告。我最后一次见老夏是在医院里。当时我买去一袋苹果，老夏说，终于有人来看我了。在探望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表示如果以后还能混出来一定给我很多好处，最后还说出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作家是不需要文凭的。我本以为他会说走私是不需要文凭的。电视剧搞到一半，制片突然觉得没意思，可能这个东西出来会赔本，于是叫来一帮专家开了一个研讨会，会上专家扭捏作态自以为是废话连篇，大多都以为自己是这个领域里的权威，说起话来都一定是如何如何，并且搬出以前事例说明他说话很有预见性，这样的人去公园门口算命应当会更有前途。还有一些老家伙骨子里还是抗战时的东西，却要装出一副思想新锐的模样，并且反复强调说时代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仿佛我们都不知道这一点似的，这样的老家伙口口声声说什么都要交给年轻人处理，其实巴不得所有的酒吧舞厅都改成敬老院。-当年冬天即将春天，长时间下雨。重新开始写剧本，并且到了原来的洗头店，发现那个女孩已经不知去向。收养一只狗一只猫，并且常常去花园散步，周末去听人在我旁边的教堂中做礼拜，然后去超市买东西，回去睡觉。其中有一个最为让人气愤的老家伙，指着老枪和我说：你们写过多少剧本啊?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抛弃这些人，可能是我不能容忍这些人的一些缺点，正如同他们不能容忍我的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