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善于打边路。而且是太善于了，往往中间一个对方的人没有，我们也要往边上挤，恨不能十一个人全在边线上站成一队。而且中国队的边路打得太揪心了，球常常就是压在边线上滚，裁判和边裁看得眼珠子都要弹出来了，球就是不出界，终于在经过了漫长的拼脚和拉扯以后，把那个在边路纠缠我们的家伙过掉，前面一片宽广，然后那哥儿们闷头一带，出界。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当文学激情用完的时候就是开始有东西发表的时候了。马上我就我隔壁邻居老张的事情写了一个纪实文学，投到一个刊物上，不仅发表了，还给了我一字一块钱的稿费。第二是善于打小范围的配合。往往是三个互相认识的哥儿们，站在方圆五米的一个范围里面，你传我我传他半天，其他七个人全部在旁边观赏，然后对方逼近了，有一个哥儿们(这个哥儿们往往是站得最靠近自家大门的)支撑不住，突然想起来要扩大战线，于是马上醒悟，抡起一脚，出界。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站在这里，孤单地，像黑夜一缕微光，不在乎谁看到我发亮这个时候我感觉到一种很强烈的夏天的气息，并且很为之陶醉，觉得一切是如此美好，比如明天有堂体育课，一个礼拜以后秋游，三周后球赛，都能让人兴奋，不同于现在，如果现在有人送我一辆通用别克，我还会挥挥手对他说：这车你自己留着买菜时候用吧。我曾经说过中国教育之所以差是因为教师的水平差。当年冬天，我到香港大屿山看风景，远山大海让我无比激动，两天以后在大澳住下，天天懒散在迷宫般的街道里，一个月后到尖沙嘴看夜景，不料看到个夜警，我因为临时护照过期而被遣送回内地。注①：截止本文发稿时，二环路已经重修完成，成为北京最平的一条环路。